三十一、张某诉程某身体权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张某（女）和程某（男）于2005年登记结婚，2008年5月26曰，程某因家庭琐事对张某实施家庭暴力，致张某身体多处受伤，经托克托县医院及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诊断为头面部闭合伤、鼻骨骨折、鼻根部骨质缺失、左眼部损伤、双侧膝关节下损伤等综合症状。

为此，张某于2008年8月5曰以程某犯故意伤害罪为由向托克托县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同时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该院于2008年11月6日作出(2008)托刑初字第5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判决：一、程某犯故意伤害罪，免予刑事处罚；二、程某赔偿张某医疗费2541.1元、法医检查费300元、鉴定费300元、交通费200元、合计3341.10元。2010年7月22日，张某经呼和浩特巿第一医院司法鉴定所鉴定鼻骨骨折为十级伤残。程某于2008年6月11日提起离婚诉讼，呼和浩特巿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呼民二终字第571号民事判决，判决双方离婚。2010年8月12日，张某向托克托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程某赔偿其医药费、护理费等费用共计六万余元。托克托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十条第（二）项的规定，“符合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无过错方作为被告的离婚诉讼案件，如果被告不同意离婚也不基于该条规定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可以在离婚后一年内就此单独提起诉讼”。张某与程某虽然于2011年8月11日被判决离婚，但是程某于2008年6月11日提起离婚诉讼，而张某在2008年8月5曰就程某对其实施家庭暴力一事已提起刑事自诉且获得了相应的民事赔偿，因而张某在与程某的离婚案件中作为无过错方的被告，已经提起了损害赔偿请求，故张某的行为便不再受上述法律的约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为一年，且该诉讼时效期间应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中张某于2008年8月5曰提起刑事自诉这一行为就应当认定为其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合法权利遭到了侵害而时隔两年后对此事再行起诉，显然超过了诉讼时效，对张某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张某的诉讼请求。

（二）裁判结果

张某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下列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一）身体受到伤害的；”依据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68条，“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伤害明显的，从受伤之曰起算；伤害当时未曾发现，后经检查确诊并能证明是由侵害引起的，从伤势确诊之日起算。”本案中程某对张某的人身损害发生于2008年5月26日，2010年7月29日张某经呼和浩特巿第一医院司法鉴定所鉴定鼻骨骨折构成十级伤残，即2010年7月29曰张某的权利被侵害范围和损害数额得以确认，诉讼时效起算时间为2010年7月29日，故张某于2010年8月12日起诉请求程某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没有超出诉讼时效。张某因程某的家庭暴力遭受人身损害，并经鉴定部门鉴定构成十级伤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的，赔偿义务人应对受害人因人身损害产生的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鉴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予以赔偿。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依法改判：一、撤销托克托县人民法院（2012）托民初字第143号民事判决；二、程某赔偿张某各项费用48664.31元。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程某负担。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家庭暴力案件，呼和浩特市中级法院针对家庭暴力对象的特殊性、形式的多样性、行为的隐蔽性、结果的循环性等特点，认真审理了此案。被告人程某粗鲁强势，其母目中无人，辱骂法官的行为能够印证家暴是导致他们婚姻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一个完整的家庭解体了，但对张某身体及精神造成的危害却无法弥补。本案中张某冷静理智，没有采用“以暴制暴”的手段来反抗，而是拿起法律这个有力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其法律意识之强深深打动了每一位法官。以往因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案件通常仅仅止步于婚姻关系的终止，受害人在离婚后就人身损害提起民事诉讼的情况极少。本案中张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程某的家庭暴力行为提起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获得了部分赔偿。在离婚后，对家庭暴力造成的人身损害再一次提起了民事诉讼。该案件在当地群众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研究探讨该案例对法律适用和预防家庭暴力行为有着重要意义：

第一、受害人对家庭暴力行为能够及时收集、保留、固定证据，使案件能够顺利立案并最终判决，家庭暴力的施暴者得到了有力的惩治；

第二，该案例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在离婚后如何请求保护人身损害赔偿指明了道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对家庭暴力行为进行了定义，对家庭暴力的范畴作出了明确表述，为法官审理此类案件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

第三，纠正了不正确的认识。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不能囊括全部受害人应得的人身损害赔偿，对于没有对受害人进行赔偿的部分，受害人有权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第四，许多起家庭暴力案件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有些甚至造成了人身伤亡事件，立法者乃至整个社会应当从此案件中反思，如何通过立法、执法行为，在家庭暴力发生前就给施暴者以威慑，从根源上遏制家庭暴力。

三十二、刘平诉孔霄离婚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12年10月，刘平与孔霄经人介绍相识，2012年12月12日登记结婚，随即举行结婚仪式，2013年1月，刘平回娘家居住，双方分居至今。期间，刘平曾起诉要求离婚，法院以（2013）平民初字第674号民事判决未予准许，后双方仍未能和好，刘平于2013年10月31日再次以其诉求诉至法院。案经调解，双方各执己见，未能达成协议。另查明，双方无婚后共同财产及共同债权、债务。还查明，双方相识后于2012年12月初订立婚约，期间孔霄给付刘平彩礼10001元，商定结婚日期时给付10000元，举行结婚仪式时给付刘平见面礼等，并为刘平购买了戒指（8800元）、手机等物品。双方分居后，双方曾于2013年2月6日就彩礼返还事宜进行协商，刘平确认财物共计43200元。孔霄所提供的彩礼清单内容包括定金等现金、为刘平购买戒指、手机、开车支出等费用共计43200元。刘平在清单上签字确认。在该清单下方，刘平之弟刘永注明：“兹定于2013年2月07日早去平邑县民政局解决男孔霄女刘平婚姻合法。（女方一手交现金为保证）男为女花43200.00女方还完之后为保证”，在清单一侧刘永注明：“今欠孔霄现金￥43200.00（为总账）借款人：刘永2013.2.06”。

（二）裁判结果

平邑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刘平与孔霄经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仍未能和好，双方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故刘平要求离婚，予以准许。双方共同生活时间较短，孔霄要求刘平返还依习俗给付的彩礼，予以支持，刘平应适当返还。故判决准予刘平与孔霄离婚。刘平返还孔霄彩礼款15000元。

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婚约彩礼的数额问题；二是被上诉人及其弟弟王永所书写的彩礼清单及欠款确认条款的效力问题。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因双方已于2013年2月6日对婚约彩礼的数额予以核对，上诉人孔霄在庭审中提交刘永书写的彩礼清单应视为对清单确认数额的认可，因此，上诉人主张实际为被上诉人花费80600元，本院不予采信。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彩礼清单内容可以看出，被上诉人之弟刘永只是作为女方家人代表在该清单上签字确认，上诉人孔霄与刘永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因此，上诉人主张如被上诉人不返还彩礼则彩礼应由刘永偿还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双方签订该彩礼偿还协议后双方并未到平邑县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现被上诉人刘平拒绝返还彩礼清单上载明的彩礼金额，则该彩礼偿还清单未生效。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已登记结婚这一事实及婚姻存续时间等实际情况判决被上诉人刘平返还彩礼15000元并无不当。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服判息诉。

（三）典型意义

离婚案件当事人在离婚诉讼之前，往往对财产分割与子女抚养进行多次协商，在这一过程中，有可能会对上述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书面协议。对于签订协议后双方即办理离婚登记的情形，该协议成立并生效，协议内容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但在签订协议后未办理离婚登记的情形下，应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解释（三）》第十四条规定：当事人达成的以登记离婚或者到人民法院协议离婚为条件的财产分割协议，如果双方协议离婚未成，一方在离婚诉讼中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财产分割协议没有生效，并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这对于均衡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避免当事人因欠缺法律知识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提供最后的救济途径。

三十三、陈长臻诉陈路程、徐磊、徐春艳赡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二）裁判结果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继父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与亲生父母子女关系一致。具体到本案，被告徐磊、徐春艳随其母朱兆芸与原告陈长臻长期共同生活，接受原告的抚养教育，与原告之间形成继父母子女关系，被告徐磊、徐春艳对原告陈长臻负有赡养义务。现原告身患疾病、生活困难，且三被告均已成年，具有赡养能力，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本案原告的赡养费标准应以统计部门发布的上年度当地农民年均生活消费支出为基准，考虑被告徐磊、徐春艳与原告陈长臻的共同生活时间、感情因素及二被告目前的经济状况，本院酌定被告徐磊、徐春艳负担的赡养费数额以每人每年1500元为宜。被告陈路程系原告陈长臻的亲生儿子，其对原告陈长臻负有当然的赡养义务，其自愿按照原告的请求以每年3600元的标准负担赡养费，本院予以确认。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七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被告陈路程于自2014年起，于每年的6月1日前支付给原告陈长臻当年度赡养费3600元。

二、被告徐磊、徐春艳自2014年起，于每年的6月1日前分别支付给原告陈长臻当年度赡养费1500元。

（三）典型意义

赡养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做好农村老人赡养工作是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而继父母的赡养问题更加复杂。当前农村存在很多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的关系。继父母与继子女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较为敏感的社会问题。正确认识继父母子女的关系性质，适用有关法律对继父母子女关系进行全面调整，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法律规定，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必须对继父母承担赡养义务。针对继父母这一特殊群体，法官应不断分析新情况、探索新办法、解决新问题，及时维护农村老人的合法权益，确保老人安度晚年，真正做到案结事了人和。

三十四、原告李泊霖、李宁诉被告李涛抚养费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李泊霖系被告李涛之子，被告李涛与原告的母亲李宁于2008年9月协议离婚并到民政部门办理了离婚手续。离婚协议书约定“原告李泊霖由男方抚养，女方暂代养孩子四年，男方不支付抚养费。孩子上大学、结婚费用全部由男方承担。”当时原告李泊霖刚满14岁，此后原告李泊霖一直由其母亲李宁抚养。自2012年9月份，原告李泊霖进入武汉科技大学学习，除每年需要交纳学费、校内住宿费、职业培训费等，还需要一大笔生活费，原告李泊霖因此多次向被告要钱支付上述费用，但被告作为父亲一直拒不支付。原告李泊霖、李宁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学费27840元、生活费用60000元、培训费4770元、购买电脑费用6600元、购买羽绒服费用859元，共计99469元。

（二）裁判结果

（三）典型意义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逐渐普及，上大学（含各类职业技术学校）越来越成为适龄青少年的普遍选择。就我国传统习惯和绝大多数的家庭选择而言，没能经济独立的子女就读大学（含各类职业技术学校）的费用，由有经济能力的父母支付已然成为一种惯例。然而我国民法通则、婚姻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等法律，却作出了与之相悖的规定，父母没有义务支付该部分费用。这就造成了习惯做法、社会传统和法律规定的冲突。尤其是在离异家庭中，这种冲突直接导致了亲情的反目和对立。本案就是涉及大学期间学费、生活费负担问题的典型案例。

本案中，原告李宁与被告李涛的离婚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对于孩子上大学学费、生活费和结婚费用的约定，是其离婚协议的一部分，是双方在离婚时就子女读书、婚嫁事宜作出的合理安排，且原告李宁为达成离婚协议而自愿承担原告李泊霖成年之前的抚养义务，并免除了被告李涛支付抚养费的法定义务，这也可视为原告李宁为争取到孩子的大学学费和婚嫁费用而在其他方面做出的让步。这种约定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依法应当得到法律的支持和认可。如果认定离婚协议的该条款无效，则不但违背了民法的基本原则，对原告李宁的权益也是一种损害。故本案一审法院本着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依法支持了原告李泊霖的合法诉求，为同类案件的审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依据。

三十五、李某福诉李甲、李乙赡养费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李甲辩称，虽然自己身患残疾，妻子也长年患病，但他愿意与父亲同住。如果父亲坚持独居，他愿意每月支付500元生活费。如果将来父亲生病住院，他愿意承担一半医疗费。

李乙辩称，希望父亲与自己共同生活，但目前自己经济压力很大，每月只能支付父亲200元生活费。如果父亲将来住院，应当先由父亲用存款支付，不足部分自己承担50%。

（二）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李某福年事已高，没有劳动能力，其有权利要求成年子女对自己进行赡养。李某福在土地被征收后，虽然获得各项补偿款近20万元，但他没有自有房屋居住，需要租赁或购买房屋,同时还需要购买日常生活资料。李某福目前每月领取养老保险金605元，参照重庆市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李甲和李乙每人每月还应当向李某福支付300元生活费。李甲明确表示愿意支付500元，法院予以确认。另李某福并未举示证据证明其产生了住院医疗费，可在实际产生费用后另行向义务人主张。综上，法院判决李甲每月向李某福支付生活费500元，李乙每月向李某福支付生活费300元，驳回李某福其他诉讼请求。

（三）典型意义

三十六、张某与蒋某婚姻家庭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蒋某与张某经人介绍相识恋爱后于2004年3月4日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婚后于2008年9月14日生育一子张某某。后双方因生活琐事发生争吵，致使夫妻感情不睦。张某于2014年4月25日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张某和张某某进行亲子鉴定。该中心作出的鉴定结论为：不支持张某与张某某之间存在亲生血缘关系。张某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令原、被告离婚，由蒋某承担张某养育张某某的抚养费41387.5元并赔偿张某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同时查明，双方婚后于2006年共同购买位于大竹县某小区的门市一间，面积36.58㎡，产权人登记为蒋某。

（二）裁判结果

大竹法院一审审理认为：张某与蒋某婚后常为生活琐事争吵，现经鉴定张某某不是张某亲生子，严重伤害夫妻感情，故法院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张某请求蒋某支付精神损害赔偿应当支持，根据本案案情，确定精神抚慰金30000元为宜；张某既非张某某的生父，又非养父继父，无法定扶养义务，故张某要求蒋某支付张某某抚养费41387.5元，理由正当，法院予以支持；双方婚后购买位于大竹县某小区的门市一间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各分得一半。蒋某称婚后共同翻修原告父母房屋，应当对增值部分平均分割，因涉及第三人产权，本案不作处理。据此判决：一、准予原告张某与被告蒋某离婚；二、非婚生子张某某由被告蒋某抚养，被告蒋某支付原告张某养育张某某的抚养费41387.5元，被告蒋某赔偿原告张某某精神抚慰金30000元；三、夫妻婚后购买登记于被告蒋某名下的位于大竹县某小区的门市一间，原、被告各占50%产权。

宣判后蒋某以“一审法院错误采信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检验报告书，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返还抚养费41387.5元及赔偿精神抚慰金3万元没有事实依据，属适用法律不当”等为由向达州中院提起上诉。

达州中院审理认为：张某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亲子鉴定检验报告书，该检验报告结论为：不支持张某与张某某之间存在亲生血缘关系。蒋某上诉称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检验报告书缺乏真实性，不应采信，但在一审审理中，经原审人民法院向蒋某释明，蒋某已明确表示自己不申请重新鉴定。蒋某又无其他证据证实作出该检验报告的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鉴定程序严重违法、或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故原审法院对该鉴定结论予以采信并无不当。蒋某上诉称自己系遭受不法侵害，但未提供证据证实，对其该项诉称理由不予采纳。张某某现经鉴定非张某的亲生子，蒋某的过错行为已严重伤害夫妻感情，蒋某上诉称与张某感情较好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审法院判决准予离婚正确。因蒋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存在过错，故原审法院判决蒋某向张某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并无不当。张某某与张某并无血缘关系，对其并无法定抚养义务，故对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为张某某所付出的抚养费应当由蒋某支付给张某。达州中院据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条规定了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的义务。违反忠实义务往往对配偶的情感和精神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这和我国社会一般大众因为习惯、传统等原因对婚姻家庭的认识有很大关系。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八条规定: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本案中张某在得知张某某并非自己的亲生子后，其精神受到伤害，要求蒋某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理由正当合法，得到了法院的支持。而张某某因与张某并无血缘关系，张某对其并无法定抚养义务，故法院对张某要求蒋某返还自己已承担的张某某的抚养费的主张予以了支持。

三十七、黄某某与张某某婚内扶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黄某某与张某某于1987年12月31日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子（已成人）。黄某某、张某某婚后共同在岳池县九龙镇购置了住房两套、门市一个，其中一套住房用于一家人自住，另一套住房及门市出租。2009年4月，黄某某被诊断患有“脊髓空洞症、抑郁症”，至今未愈，每月需要较多的医药费，除住院可报销部分医疗费外，其余药费需黄某某自己负担。黄某某现为四川省岳池某公司职工，因长期病休，每月领取工资1188元，住房及门市租金24000元/年均由黄某某收取。张某某系某银行下岗职工，每月领取下岗失业军转干部生活困难补助费1476元，患有“脂肪肝、前列腺囊肿”，有母亲需赡养。张某某下岗后常年在外务工当监理，收入较高。近年来，黄某某、张某某因性格不合及黄某某患病，双方时常发生矛盾，张某某多次起诉要求离婚，因黄某某坚决不同意离婚，张某某的离婚诉讼请求均被驳回，张某某便离家外出租房生活。2014年6月5日，黄某某诉至岳池法院称她身患多病，每月需万元以上药费，张某某不尽丈夫义务，致使她债台高筑，请求法院判决张某某尽扶养义务，按月承担医疗费、生活补助费、护理费6000元。张某某辩称，黄某某每月有固定收入，有租房租金，有医保报销医疗费，其家里的多年积蓄全在黄某某处，他也身患多病，又下岗，工资低，还要赡养90多岁的母亲，不同意支付黄某某扶养费。

（二）裁判结果

岳池法院经审理认为，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黄某某与张某某系合法夫妻，本应相互关心，彼此扶助。现黄某某身患严重疾病，需要人照顾，而张某某离家出走，使黄某某陷入生活困难，并且现在黄某某病休期间工资收入微薄，虽尚有房屋租金收入，但治病除医保报销之外，自己需负担一部分医药费，其费用相对黄某某的收入，难以承担。故黄某某生活很困难，而张某某除了固定每月领取军转干部生活困难补助费1476元/月外，一直在外务工，因此，张某某应当付给黄某某扶养费以尽扶养义务。根据双方的情况，考虑到黄某某另外有儿子应当依法尽赡养义务等因素，酌定张某某支付黄某某1000元/月扶养费较适宜。遂判决：张某某每月付给黄某某医疗、生活补助、护理等扶养费1000元。

黄某某、张某某均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黄某某上诉称，一审判决张某某给付的扶养费过低，要求二审改判张某某给付扶养费6000元/月。张某某上诉称一审判决他每月支付黄某某1000元扶养费错误，要求二审改判他不予支付。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需要扶养的一方，有要求对方付给扶养费的权利。黄某某与张某某系夫妻，本应相互关心，彼此扶助，而张某某在黄某某身患严重疾病、特别需要丈夫照顾时，却不履行丈夫义务、离家出走。现黄某某虽有工资收入、房屋租金收入，但因其每天需服多种药，每月需负担不少的医药费，致使黄某某生活陷入困难，作为丈夫的张某某依法应对黄某某尽扶养义务。虽然张某某也患病，但张某某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所患之病需大量的医药费，加之张某某除了每月固定领取军转干部生活困难补助费1476元/月外，一直在外务工，有一定的收入。黄某某也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张某某有每月支付6000元的经济能力。一审根据双方的实际情况，结合黄某某还有儿子应当依法尽赡养义务及张某某有一定的经济能力等因素，酌定张某某每月支付黄某某1000元扶养费是恰当的。遂判决驳回双方的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近年来，因夫妻一方患病导致夫妻感情淡化，因意外事故导致婚姻难以维系时，一方离家不离婚以及一方坚决离婚、不尽扶养义务，另一方坚决不离婚的情况时有发生，婚内扶养案件在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中愈来愈多。我国《婚姻法》第二十条规定：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需要扶养的一方，有要求对方给付扶养费的权利。婚内扶养义务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更是夫妻之间的法定义务，有扶养能力的一方必须自觉履行这一义务，特别是在对方患病，或是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更应该做到这一点。如果一方不履行这一法定义务，另一方可通过法律途径实现自己的合法权益。扶养责任的承担，既是婚姻关系得以维持和存续的前提，也是夫妻共同生活的保障。本案中，黄某某、张某某系合法夫妻，现黄某某身患疾病，需大量医疗费，而张某某撒手不管，多次提出离婚，一、二审鉴于黄某某确实需要扶养，张某某又有一定的经济能力，酌定张某某婚内每月给付黄某某1000元扶养费，充分保护了需要扶养一方的权利，也给那些不尽夫妻扶养义务的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三十八、弟媳向“大伯子”索要儿子抚养费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曾某系刘某弟媳，双方所居住的房屋因政府征用需搬迁，曾某急需另租房居住，便托刘某帮忙找房。2012年4月，刘某谎称找到房子，曾某便随其看房，刘某将曾某带到其正帮人装修的房屋内，双方发生了性关系。一个月后，曾某发现自己怀孕后告知刘某，刘某让曾某将孩子生下来。2013年2月曾某生下一健康男婴，曾某借款缴纳了社会抚养费（该男婴系超生二胎生育）。当曾某要求刘某支付生育孩子期间的医疗费、孩子的社会抚养费等相应费用时，刘某拒绝支付，并拒绝承认该孩子系其亲生。曾某无奈自行带刘某的头发到鉴定中心鉴定，确认孩子系刘某亲生，曾某的丈夫刘某某不是孩子的生物学父亲。但刘某仍拒绝支付相应费用，曾某诉至法院，要求刘某支付医疗费、社会抚养费、生活费等相应费用。

沿滩区人民法院受理后为查明事实，经刘某申请，委托了相应鉴定机构，对曾某所生之子是否系刘某亲生进行了鉴定，经鉴定该孩子确为刘某与曾某的生物学子女。

（二）裁判结果

承办人查明此事实后，向双方当事人宣传了法律，使双方认识到自身的责任和义务，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孩子随曾某共同生活，刘某自2014年8月起每月支付孩子生活费650元至孩子独立生活时止，孩子的教育费、医疗费由双方各承担50%，刘某支付曾某垫付的医疗费、社会抚养费等各项费用34000元。“大伯子亲儿子”风波就此平息。

（三）典型意义

从生物学上讲刘某系孩子的父亲，按照婚姻法规定亲生父亲有抚养教育子女的义务。但是鉴于双方都有各自的家庭，共同抚养孩子是双方家庭的不稳定因素，所以以支付抚养费的方式为宜。

三十九、原告汤某诉被告姜某离婚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09年3月，原、被告经征婚相识，同年6月二人办理了结婚登记。因二人均是再婚，原告婚前已有一女。婚后，双方于2013年7月6日生育一女姜某某。后来，原、被告因性格及生活习惯有差异，导致双方常因此发生口角，原告认为自己身心受到伤害，请求法院判令原、被告离婚。另，原告婚前已有一女汤某某，由原告抚养。

再查明，原、被告于婚前购买商品房一套，婚后，被告单位给其分配集资住房一套。

（二）裁判结果

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结婚已达5年，且婚后于2013年生有一女，女儿在原告诉讼离婚时尚不满一周岁，双方结婚已达5年之久，有足够时间相互了解，双方具有感情基础，虽然在本院诉讼过程中，被告一度同意离婚，但本院认为，离婚的前提是感情破裂，双方在女儿出生后发生矛盾较多实际上是双方沟通较少，影响双方感情，原、被告双方均为有知识、有文化、有正当职业的国家工作人员，且双方均无不良恶习，只要双方互谅互让，多换位思考，多沟通交流，双方的矛盾是可以消除的，双方感情尚未彻底破裂。加之，双方婚生女姜某某在原告起诉离婚时尚不满一周岁，故本院对原告提出离婚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的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汤某的诉讼请求。

（三）典型意义

司法实践中，法院受理的离婚案件，为利于改善双方当事人的关系，促进家庭的和睦，社会的稳定，对一些夫妻感情尚未破裂或者一方没有证据证实夫妻感情确已达到破裂程度的案件，法院会作出不准许离婚的判决，以期双方当事人审慎对待婚姻家庭问题，能够重新和好。在上述情形下，一部分离婚案件当事人能够彼此改正缺点，加强交流和沟通，增加夫妻感情密切程度，和好如初。

婚姻最本质的因素和基础应是夫妻间的感情，夫妻共同生活是基于感情的必然要求，这也是婚姻关系的重要内容。在本案中，虽原告提出双方常发生口角，但双方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夫妻感情确已达到破裂程度，只要双方互谅互让，多换位思考，多沟通交流，双方的矛盾是可以消除的，双方感情尚未彻底破裂。加之，双方婚生女姜某某在原告起诉离婚时尚不满一周岁，原、被告双方的离婚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有可能对其生长产生不利影响，故本院对原告提出离婚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四十、张老太与子女赡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父亲去世前，三子女就母亲张老太的赡养问题达成协议，约定每人每月付给母亲500元赡养费。岂料一年后，张老太将房产无偿赠与了儿子李军，这下大女儿李丽、小女儿李菲都不愿意了。

2014年12月，张老太将李丽、李菲、李军三子女起诉至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要求三被告支付每月赡养费500元（自2014年6月起）并承担本案诉讼费。开庭时，张老太因远在广东委托了代理律师出庭，小女儿李菲委托代理人出庭声称，2013年4月所签订的赡养协议三方并没有实际履行，自己也不同意继续履行；母亲张老太自己有退休工资、存款和积蓄，经济收入较高，生活较为宽裕，不属于没有经济能力，法律上明确规定属于不需要一定给付赡养费的范畴；此外，李菲还认为，本案是儿子李军假借母亲张老太名义起诉，实际是李军为了侵占母亲财产所为；因此不同意给付母亲张老太每月500元赡养费。

大女儿李丽未到庭参加诉讼，但向法院提交了书面答辩意见，也不同意按照每月500元的标准支付原告张老太赡养费。理由是：第一、2013年4月的赡养协议系三子女所签订，并非与张老太签订，该协议已经于2014年11月正式解除，李丽已于2014年11月将《解除赡养协议通知书》邮寄送达至被告李菲、李军处，在李菲、李军签收后，2014年11月28日，该协议即已解除；第二、本案起诉并非母亲张老太本人意思表示，起诉书上的笔迹并非母亲本人签名，是李军假借母亲名义将女儿告上法庭；第三、2013年4月协议中明确约定：“母亲张老太养老居住房屋在有生之年不允许变卖和处分，留作晚年自用”，母亲张老太已将位于乌市价值40多万元的房屋无偿赠予给李军，李军表示自愿承担赡养及照顾母亲张老太的义务，李军的行为导致赡养协议中的客观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故应解除该赡养协议；第四、原告张老太每月有固定退休养老金3000多元，加之还有个人积蓄存款7万元，经济收入较为富裕，不需要子女再给付赡养费。

被告李军未到庭参加诉讼，但向法院提交了书面答辩意见，同意每月支付赡养费500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张老太系乌鲁木齐某公司退岗家属，每月有养老金及其他生活补贴等近三千元收入。张老太与其丈夫李某结婚后生育长女李丽、长子李军、次女李菲三个子女。2013年4月，长女李丽于起草了一份“赡养协议”，协议约定：“一、母亲现有一套住房在有生之年不允许变卖，留作晚年自用，闲置期间可以酌情出租，但房屋租赁租金属母亲所有。二、母亲有自己的养老收入，…三子女需分别轮流承担陪伴照料义务，母亲由哪位子女照料陪伴，其他两位子女需每月支付500元赡养费，并于每月30日前汇入指定帐号，…”签订该赡养协议时，原告张老太知道且同意该份赡养协议的内容。协议签订以后，母亲先在大女儿李丽处生活，后于2013年11月底至2015年开庭时都在广东与儿子李军一同生活，之前李军也按月向母亲支付赡养费。大女儿李丽和小女儿李菲给母亲按月支付赡养费至2014年5月，后得知母亲将乌市的房子无偿赠与给弟弟李军之后，李丽和李菲不再给母亲支付赡养费用。2014年11月25日，李丽通过EMS给李菲、李军邮寄了解除赡养协议通知书，李菲收到通知书后书面表示同意解除赡养协议。

针对李菲和李丽曾先后提出原告的诉状及其授权委托书非本人签名并申请签名的真伪进行笔迹签定的问题，法官考虑到原告张老太年事已高，且在广东生活，不能亲自参加庭审，法官通过电话与其沟通后，张老太于2015年3月在广东当地公证处为民事起诉状及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分别办理了签名公证和委托公证。

（二）裁判结果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认为：根据婚姻法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该条规定了赡养义务作为一项基本的法定义务，因其涉及最基本的身份血缘关系和基本的社会公德，属于法定强制性义务，不能由赡养人随意解除。而该条文也明确规定了赡养对象为“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父母”，即父母只要符合或者无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中的一项，子女就应当对其履行赡养义务，而并非“无劳动能力且生活困难”。本案中，原告张老太在本案诉讼期间已经83岁高龄，达到法律规定可以认定为无劳动能力标准，即使其每月有固定收入，也并不影响其向子女要求给付赡养费。

同时，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第十九条规定：“赡养人不履行义务，老年人有要求赡养人给付赡养费等权利。”该法第二十条规定：“经老年人同意，赡养人之间可以就履行赡养义务签订协议。赡养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的规定和老年人的意愿。”从该条规定来看，赡养协议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一是订立主体仅限于赡养人之间；二是赡养协议的形式必须以书面为之；三是赡养人签订的赡养协议须征得被赡养老人同意后才有效。本案中，被告李丽、李菲、李军作为赡养人，2013年4月就赡养母亲张老太事宜签订书面协议，张老太知道且同意该协议，且协议签订后，被告李丽、李菲按照该协议实际履行了六个月，李军实施履行了五个月。虽然被告李丽辩解称该协议的解除通知书已经书面邮寄给李军，而李军在收到协议后因未向法院提起诉讼而导致该协议解除，但是由于子女的赡养义务具有法律强制性和人身性且涉及基本的社会公德，赡养协议与一般合同法中的协议性质并不相同，其解除条件与合同法中协议解除条件亦不相同，赡养义务不能以单方协议的形式予以免除，故被告李丽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法院对此不予采纳。2013年4月的赡养协议合法有效，应当继续履行。最终法院判决大女儿李丽、儿子李军、小女儿李菲各自给付张老太自2014年6月起至2015年3月止十个月的赡养费共计5000元，于判决生效十日内付清。

（三）典型意义

古话说“养儿防老”，虽说传统上老百姓一般把养老的义务主要放在儿子身上，但现代社会中，女儿和儿子一样具有对父母亲进行赡养的义务，这是法定强制义务，不会因父母的过错或其他原因而解除，父母能不辞辛苦抚育儿女长大成人，儿女也应不讲条件地照顾和赡养老人，动物尚有“乌鸦反哺”、“羊羔跪乳”之举，而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理应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