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为我证婚保密局打我闷棍
1947年1月初,我和谌筱华准备“旅行结婚”。她的母亲坚决反对,说那会被人看成私奔,必须明媒正娶,名人证婚。在南京,我认识的名人不少,考虑到他们同胡宗南的关系,我选中蒋经国。他刚卸任东北外交特派员。我找他,他不但欣然应允,而且提出在励志社举行,所需费用由他付。他还让我把所邀宾客的姓名住址开给他的主任秘书陈元,由陈元代我印发请柬,安排场面。
为使丈母娘满意,我按南京习俗,请四位熟人做“四大红媒”:陈元,中央信托局襄理吴承明,即将去美留学的陈忠经,在上海善后救济总署工作、正洽办留美手续的申健。他们约齐造访谌母,为我做媒定聘。

1946年熊向晖与谌筱华订婚照。
“明媒”之后就“正娶”。陈元一个电话,励志社礼堂布置得喜气洋洋。在司仪的导引下,两百多来宾分别南北两厢,双方主婚人分列东端礼坛两侧,证婚人蒋经国身穿长袍马褂,站在礼坛中央。
女钢琴家洪达琴弹奏婚礼进行曲,我穿黑色燕尾服,由伴郎陈琳陪同,筱华穿白色披纱婚服,由伴娘程文江陪同,踏着琴韵,从西端徐步走向礼坛。
蒋经国同新郎新娘握手,在结婚证书上签名盖印,致贺词。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徐先麟代表胡宗南致贺词。婚礼完成,喜宴开始。菜肴丰盛,但席上不供酒,不供茶,饮料只有白开水。倒不是蒋经国想省钱,而是励志社不敢违背“新生活运动”的规定。喜宴结束,我被灌了一肚子白开水。
我本拟1947年1月底从上海坐“美国总统轮船公司”的班轮去旧金山。因船少客多,1、2月份船票早已售完,我订到3月上旬的舱位。我和筱华于2月22日去杭州,计划游览两星期,再偕赴上海,她送我上船。离南京前,我向徐先麟辞行,请他代问候胡宗南。
在杭州住大华饭店。3月1日近午,从灵隐寺返住处,大华饭店经理在门口等,他说:“请熊太太先回房间休息。”
他领我到经理室。一个戴墨镜的中年汉子向我抱拳拱手,说:兄弟贱姓王,在保密局管点事,特来奉看熊先生。
我说:不敢当。心里嘀咕:保密局是军统局的新名,戴笠摔死后,郑介民任局长,毛人凤任副局长,这个姓王的保密局特务找我有何事?
不待我问,他主动作了回答,说他今晨收到毛人凤密电,命他速查我是否在杭州。他从旅馆登记表中知我住处,即复毛人凤。不久,又得毛人凤密电,命他妥善安排我于3月2日下午6时前到南京见胡宗南。
他说:时间有富裕,他要略尽地主之谊,下午陪逛西湖,晚上在楼外楼宴请,明晨“请熊先生、熊太太”坐他的汽车沿(南)京杭(州)国道去南京,他派人随行照料。他说,京杭国道“呱呱叫”,他的汽车“呱呱叫”,几个小时就可到达。
他说的煞有介事,打了我一记闷棍,使我难辨真伪。我说,这个房间有电话,我打个长途问问南京的徐处长。他说,这个电话不保密,要打,到他办公室打,如我信他不过,他给我看毛人凤的密电。
我说:不必了,既然胡长官到南京,急于见我,赶早不赶晚,我和“内子”下午坐火车去上海,转乘夜车去南京,请代买车票,代为通知徐处长派车接,其他就不打扰了。
他说:“恭敬不如从命。兄弟没啥能耐,抓车票,打电话,小事一桩。”
我在餐厅附近的湖滨把这一意外情况告诉筱华。我说:国共和谈破裂,马歇尔已返美,可能把“那个小本子的照相”送给蒋介石。保密局盯上我,逃也逃不脱。我要她在上海下车住亲戚家,先给王石坚报警,我到南京马上给她写信。如五天后收不到我的信,我就凶多吉少,请自珍重。
胡宗南“要比共产党还革命”
3月2日晨,到了下关车站,徐处长派人乘车来接,我悬着的心放下一大半。徐处长领我到胡宗南的临时办公室。胡宗南正同参谋长盛文看地图,一见我就哈哈大笑,说:来得好快。
他转向徐处长:你说杭州杂,寻人难,想来想去想不出门道。我要你找毛人凤,他有办法,不会误事。还是我说对了吧?他又问我:新娘子呢?我说:她在上海等着送我上船。胡宗南说:推迟三个月。要打延安了。打完这一仗,你再走。明天就回西安。你写信告诉新娘子,就说我有急事要你处理,不提打延安。至此,我的心才完全放下来。
胡宗南要徐处长离开,要盛文先讲几句。
盛文说:前天(2月28日)总裁急电胡先生来南京,胡先生不知是什么事,把我带来。当天下午总裁就传见。总裁说,美苏英法四国外长内定3月10号在莫斯科开会,已经获得确实情报,马歇尔、莫洛托夫又要重新提出中国问题。
总裁当机立断,命令胡先生直捣共产党的老巢延安,选在3月10日四国外长开会的这一天发起进攻。外交交涉由外交部办。总裁训示,现在剿共,仍要“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胡先生马上想到你,把你请回来。
胡宗南说: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同时进行,先准备好传单、布告、宣传品,着重准备一份告陕北民众书,提出施政纲领,“要比共产党还革命”。
我说:我先做考虑,到西安再同政治部王主任商量。
胡宗南说:不要找他们,他们只会骂娘,不懂革命。
胡宗南带我到盛文的住房,叫勤务兵给我端来早餐和茶水。他说,他和盛文要去国防部开会,下午总裁还准备传见。他递给我一个公文包,要我倒锁房门,根据公文包里的文件,画一份草图,中午交给他,供总裁参阅。临走时,他嘱咐我一定要把门锁好,不许任何人进来。我依言办理。打开公文包,里面装着两份绝密文件,一是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一是陕北共军兵力配置情况,——不用说,我照抄不误。
胡宗南对我画的草图表示满意,他要我着手抓“七分政治”,首先起草施政纲领。盛文说,“施政纲领”应有个帽子,他建议全称是“国军收复(或光复)延安及陕北地区后施政纲领”。胡宗南说,不用“收复”、“光复”,那不是革命的字眼,要用“解放”,这才是革命的字眼。
按照胡宗南“不要骂娘”、“要比共产党还革命”的要求,我把“彻底实行三民主义”作为“施政纲领”的主旨。要点包括“实行政治民主,穷人当家作主”;“豁免田赋三年,实行耕者有其田”;“普及教育,村办小学,乡办中学,县办大学”等等。传单中包括“不吃民粮,不住民房,不拉民夫,不征民车”之类唱高调、做不到的口号。
当然,宣传品里也得提“拥护中国国民党”、“拥护蒋主席”(军事委员会已裁撤,不再称蒋委员长及委座)。胡宗南简单看一看,要我据此补充定稿,不需送他审阅,由我直接交刘大军秘密印就,待进攻开始时广为散发。
胡宗南要我随他回西安后再办三件事:
第一,为他置备一架最好的收音机,他每天要亲自收听延安电台的广播;
第三,由我随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精忠说岳传》等小说。
我问,带这些干什么?他说,他下达作战命令后,由军、师、旅长执行,由幕僚人员监核,他只需等着看捷报,在此期间,翻翻小说,闲情逸致,才显出大将风度。
我想起周恩来在梅园新村对我说的话:如果胡宗南主动留下你,你就继续做现在的工作,你自己绝不要提出不去美国。——尽管胡宗南想表现出大将风度,但面对蒋介石“又怕又恨又佩服”的周恩来,他毕竟难以匹敌。
毛泽东、周恩来事先获悉蒋、胡进攻延安计划
3月2日晚,胡宗南外出。我倒锁房门,细阅攻略延安方案抄件。
方案规定:右兵团指挥官整编第一军(简称整一军)军长董钊,率整一师三个旅、整二十七师两个旅、整九十师两个旅、工兵两营,于宜川北面平路堡至龙泉镇之间就攻击准备位置;
左兵团指挥官整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整二十六师三个旅、整十七师两个旅、工兵一营,于洛川北面段仙子至旧县之间就攻击准备位置;
总预备队整七十六师三个旅,配属战车一营,驻洛川待命。
以上共15个旅,总兵力14万余。另由整三十六师副师长指挥一个旅及陕、甘保安团约一个旅,组成陇东兵团。
发起进攻时间为3月10日拂晓。
发起进攻前一日起,调集上海、徐州飞机94架,分批轰炸延安地区,一部监视黄河各渡口。
发起进攻时,陇东兵团向保安方向佯攻,眩惑敌人;右兵团占领临真、金盆湾等地后,沿金延大道两侧,向延安攻击前进;左兵团占领鄜县(今富县)、茶坊、甘泉等地后,向延安攻击前进;右兵团依左兵团协力,以闪击行动迅速夺取延安,并会同左兵团于延安附近包围歼灭共军主力。
我细阅后记在脑中,将抄件焚毁,余烬投入抽水马桶冲掉。
我找盛文“聊天”。我问他:这次进攻延安,计划周密,我看很快会成功,为什么胡先生让我推迟三个月再出国,难道这一仗要打这样久?
盛文苦笑一下,说:胡先生前天到南京,始知总裁意图,临时同国防部商订攻略延安方案,昨晚总裁核准后,才电告西安薛副参谋长调集部队。
现整一军在陕只有一个旅,其余均在山西;整二十九军正在陇东同共军作战。总裁规定在四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开始时的3月10日发起进攻,参战部队在9天之内开到指定地点集结,困难虽多,尚可克服。
总裁规定这次行动的战略任务是迅速夺取延安,于延安附近包围歼灭陕北共军主力。两个兵团以优势兵力钳形夹击,迅速夺取延安的任务可以完成。但共军惯于运动战、游击战,如陕北共军不以主力守延安,要完成歼灭的任务不是短期的事,三个月能否办到,还很难说。
我函筱华,告以安抵南京,将返故地重操旧业数月,希她月内前往团聚。——原已商定,陈忠经和我相继赴美后,她将辍学移住西安王石坚家的后院,以便运用我的社会关系,掩护并协助王石坚工作。

1947年3月,熊向晖夫妇摄于西安。
3月3日上午,我随胡宗南、盛文坐专机回到西安。当晚到王石坚家。近年来,由陈忠经安排,王石坚在“社会化、职业化”方面有进展,接办西安《》,建立“西北通讯社”,在西大街开设“研究书店”。他还购置了新华巷1号有三进院落的住宅。
不久,胡获悉整二十九军匆忙从陇东开往洛川途中,被共军阻击,整四十八旅旅长何奇在西华池阵亡;整一军匆忙从山西开往宜川途中,整九十师师长严明在河津翻车折断右腿。
3月7日,我又找王石坚,告以蒋密电胡,进攻日期推迟三天,因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尚待撤离,但仍命胡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迅速夺取延安,歼灭陕北共军主力。
王石坚说:延安来电,已将胡进攻延安作战计划呈报毛主席、周副主席,认为很及时、很得用。
我说:可惜我明日须随胡宗南去洛川,无法续供情报。
王说:主要的战略情况已搞清,细节会由别人查,想不到你会回来,取得意外收获。
我说:我也想不到我会回来,胡宗南更想不到他会通过我再一次向我党中央“送礼”。
周恩来、朱德在延安动员大会上讲话
3月8日晚,胡宗南秘密离开西安,先乘火车专列到同官(今铜川),他和我及一名卫士都换上普通士兵的灰布棉军服,于晨光熹微时,转乘吉普车去洛川。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裴昌会、副参谋长薛敏泉、政治部主任王超凡等已先期到达,组成“前进指挥所”。副官处先遣人员为胡宗南和我及机要人员、便衣卫队等安排好住处——洛川中心小学。
我先已查明延安电台新闻广播时间。9日到洛川后,我按时打开收音机,同胡一起收听延安电台新闻广播。这次广播的内容是3月8日下午4时“延安各界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的新闻。广播称,到会群众共约万余人,林伯渠致开会词,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相继讲话,邓颖超代表妇女界讲话,在通过大会通电后,高呼口号散会。
在胡宗南的催促下,工作人员送来与这次大会有关的五则“新华社延安9日电”的抄录油印件,包括大会综合消息,大会通电全文,“朱总司令讲话”全文,“彭副司令讲话”全文,“周恩来将军讲话”全文。——一式两份,胡一份,我一份。
胡让我同他一起先看“周恩来将军讲话”全文。
周恩来在讲话中说:“同志们!今天我们开动员大会,动员大家起来保卫边区,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蒋介石、胡宗南要想进攻我们的边区已经是第三次了。许多人以为上两次就没有来,也许这次也不会来了。同志们不要这样想,他是决定要来的。”周恩来说:蒋介石“在全国许多地方打了败仗,许多解放区的人民解放军消灭了他的大量部队。
过去8个月,我们消灭了他65个旅,捉了他一百多个中将、少将。他因为别的地方不能打胜仗,所以要向我们边区出气。
我们陕甘宁边区能让他出气么?(群众高喊:不能!)对的。
我们别的解放区打胜仗,我们陕甘宁边区能落伍么?(群众高喊:不能!)对的。
我们应该多多消灭蒋介石、胡宗南进攻的部队!(群众高喊:好!)”
周恩来说:蒋介石“纵使有美帝国主义撑腰,也扶不起来了。他只有最后一个手段,拿进攻边区来挽救已失的人心。这岂非梦想!他现在已经不要和平谈判了,把我们的代表从南京、上海、重庆都赶回来了。”
他说:“蒋介石是靠美国帝国主义的帮助来打内战的。这种帮助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没有什么可怕的。日本投降一年半,美国帮助蒋介石准备了四十个师,送了二百七十一只军舰,援助了借款物资四十多万万美元,派了近一千名顾问帮助他打仗。”
他说:“蒋介石是一个卖国贼,不把他的独裁卖国的统治取消,中国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
他还说:“我们下定决心,不要别的解放区个个争先,而我们边区反倒落后起来。我们是首席解放区,但我们还没有打胜仗,现在我们要打胜仗,就要消灭蒋、胡进攻的十七个旅。”周恩来最后说:“我们这里有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一定能打胜仗!大家一条心,黄土变成金。(群众高喊:团结起来打胜仗!)大家动员起来,保卫我们的边区!保卫我们的土地!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我们一定能胜利!”
胡宗南看完周恩来的讲话后,又看朱德的讲话。
朱德说:“今天的动员大会就是动员打仗。过去我们边区七八年来都是和平的局面,同志们也同日寇打过仗,也疏散过,但敌人就是没有来,大家的和平观念已变得很深了,大家都以为有毛主席在这里,同时我们又有这样多的军队,恐怕敌人永远不会来,这一和平观念要改正过来,要起来消灭胡宗南的进攻。胡宗南的进攻首先要进攻延安,这次进攻不仅是可能的事,而且是一定的了。”“同志们过去不相信敌人会打来,这次一定要相信了。”
他说,“这次我们要打胜仗”。他提出“打胜仗的办法”,主要是“民兵与正规军相配合”,要求“民兵见有敌人就打”,“到处埋起地雷”,“这里的地形是民兵最好的战场,山沟深,路少,好打麻雀仗”;要求正规军“集中隐蔽起来,等敌人来了好去包围消灭它,缴它的械”。要求“各个地方切实做好坚壁清野工作”,“敌人来了找不到米吃,找不到炭烧,敌人兵愈多愈会感到进退两难,困也困个半死”。
朱德最后说:“我们要准备长期作战,打它一年半年,如果还没有打出去,就打它三年五年,一直把胡宗南消灭为止,以配合其他解放区争取全国的胜利。同志们,今天动员大会就是要大家下决心打!打得彻底,全国胜利才会到来。”
胡宗南看完后向我发议论。他认为,从周恩来和朱德的讲话看,共产党毫无准备,和平观念很深,事到临头,开个动员大会也扭转不过来,只剩下几天,来不及坚壁清野,谈不上长期作战。他要出敌不意,攻敌无备,正好乘虚闪击突袭,迅速拿下延安。
他想了想,兴头突减,忽然问我:怎么毛泽东没有出席讲话?
我说:我怎么知道?
他又问:是将军大还是总司令大?我回答不来。
他说:朱德是总司令,但他在共产党里资历比周恩来浅,周恩来是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南昌暴动”是周恩来领的头,现在称周恩来为“将军”,其中大有文章,一定是让周恩来指挥作战,周恩来这个人……胡宗南没有说下去。
他熟悉周恩来的经历,1943年他在西安还同周恩来交过锋。我明白,他的潜台词大概是“周恩来这个人很难对付”。
派胡宗南的机要交通员送情报
3月10日晚10时,胡宗南在洛川中心小学礼堂召集整一军及整二十九军的军、师、旅长开会,先举行“布达式”,任裴昌会为“前进指挥所”主任,薛敏泉为参谋长,王超凡为政治部主任,汪承钊为参谋处长,……任我为机要秘书。布达毕,胡宗南指授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下达作战令,命各军、师、旅并转命所属团、营、连,于3月12日晚6时前就攻击准备位置,13日拂晓攻击前进。
薛敏泉、汪承钊就行军、作战注意事项作了我事先不知的具体布置。主要是:陕北地形复杂,严防共军伏击、夜袭,要求携7天干粮;拂晓进军,薄暮露营,采取“蛇蜕皮”、“方阵式”进军方法,派前卫占领阵地,依次掩护本队前进,首尾相顾,左右相联,走山不走川,遇小股敌人即行歼灭,遇大股敌人可先绕道,吸引于延安附近围歼;并对通讯联络、后勤保障及便于空军识别的标志等作了规定。
下达作战命令后,胡宗南果真如他所说,“闲情逸致”起来。但有例外:
联勤总部只拨给17万人份半个月的干粮,胡多次命薛敏泉分向联勤总部及陕西省政府催索,务求解决供粮难、运粮难的问题。

这是20世纪40年代熊向晖送给妻子谌筱华的照片。谌筱华一直将它珍藏在随身的皮夹子里,直至去世。
胡多次约见从南京专程到洛川的保密局研究室主任魏大铭,他带来美国最新侦测无线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及操作人员,编为一个分队,配属给胡宗南。连日侦测共区,发现山西兴县无线电台最多,由此判定中共首脑部在兴县。但对电波弱的电台不易侦测。该分队将积极工作,力求判明陕北共军各级指挥部的位置。
上述新知情况很重要,关系中央安危,但我不能去西安面告王石坚。我从来没有也从不需要密写、密码、缩影之类的技术手段,这些情况又不能用暗语,只得违反秘密工作常例,白纸黑字写在纸上,封入信封,上写王石坚代名,另写一信给潘裕然,请他对附信勿拆,迅交。然后一并装进第一战区司令部长官专用信封,封好后,上写西安西大街“研究书店”潘裕然经理亲收。
人们知道,“研究书店”的后台是陈忠经。潘裕然是服务团旧友,受过胡宗南的政治“培训”,在西安三青团等政治机关工作过,以文职人员获上校军衔,与王石坚有自然联系,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情工人员,但知他诚实可靠,他的父亲潘家洵是北大名教授,他与陕西省主席祝绍周有亲戚关系。
胡宗南部的机要交通员常乘吉普车来往西安、洛川,传送书面文件。我同他们都很熟,他们对我交办事项一向奉命唯谨,我面嘱亲交潘裕然并索收条。虽知也有风险,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可能掉脑袋,但这是我所能采取的唯一办法。
免责声明:本文章如果文章侵权,请联系我们处理,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他问题请于本站联系